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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寒冷的北京新发地:工人少了 菜难卖了-墙外楼

  11月29日,一辆厢式货车从北京大型农贸批发市场新发地惠农门驶入,停在一名批发商车前。货厢门缝里流出的水此刻在后保险杠上结成一排或长或短的冰锥子。车门打开,一把瓜子皮先下了车,落在一片冰面上。司机一脚踩在瓜子皮上,捂着厚厚的棉衣,咧嘴一笑冒出一片白气。

  这是新发地零下4度的一个下午。

  戴着翻毛棉帽的保安吴大叔抄着手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最近几天来市场做散工的人明显少了。

  工钱上涨

  郑老板也有这种感觉,但他还是有工人可用的,他的一车菜薹此刻就停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只是郑老板对工人的工资有点意见:“之前(雇一个装卸工)一天一百五十块钱,最近几天涨到两百块了。”

  他的两个装卸工,张大叔和赵阿姨,此刻就站在堆放着一箱箱菜薹的车厢里。只不过他们对工资上涨更加的轻描淡写,按张大叔的说法:“没怎么涨,之前也有二百一天的。”

  新发地市场更像一个宽敞的大院,没有摊位、门面的概念,也是不允许卸货的。所有的批发商都把货车的车厢门打开,正对着道路。车厢门前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有的还有台秤。进货商来拿货,就由装卸工——一个在车上,一个在地上——把一箱箱的蔬菜搬下来。

  张大叔是装卸散工中的“佼佼者”,一个月最起码有25天能找到活儿干,这是个让他颇为骄傲的数字。有活儿的每一天,不仅意味着有工钱,当天的饭辙也解决了——新发地的批发商一天管两顿饭。没活儿的一天就是“赔钱”的一天。

  代价也是有的,张大叔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要和其他几十个散工聚集在惠农门口,等着批发商来挑选当天需要的工人。而最近的竞争者们似乎在一个个减少,张大叔说,最近他也搬到了南六环外的天宫院,每天三点多起床,骑20多里的电动车到新发地找活儿。他给记者看24岁的儿子照片,儿子在天津,“他可吃不了(装卸工)这种苦。”

  张大叔非常慷慨地分享成功经验,诀窍就在于干活麻利,积累好口碑。只不过当天他并没什么机会展示,记者在那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和赵阿姨聊天。

  郑老板的菜薹样品已经在白色泡沫箱上皱缩了。他穿着米黄色的长棉衣,在桌子前来回踱步,目光搜寻着每一个可能是客户的路人。这车菜薹他已经卖了三四天,目前还剩半车。之前生意好的时候,几个小时就能卖完一车。

  “外地菜贩很多都不干了,没人进货。”郑老板叹一口气,白雾向上方散去。

  工人撤离

  赵大哥身上两层外套的右边口袋,各放着一副手套,一副白的厚一点,一副蓝的薄一点,干活的时候却从来不戴,他嫌戴手套不方便,影响干活速度。来新发地做装卸工不过几个月,他已经懂得了这里的规矩。

  赵大哥之前一直在建筑工地工作。最近几个月工地不允许施工,他只能来新发地谋出路。而这也是他流离失所的第二天。头天晚上,雇他干活的批发商曹老板收留了他。曹老板的儿子对赵大哥的突然入住感到很不高兴。

  此刻曹老板不在,赵大哥和小李守在车厢前。他俩此前同租西红门的一套公寓,如今小李已经在远离新发地的某地租到了新住处,独自一人承受着两千块的房租。“一个月干20多天,挣四五千块钱,啥都没干呢,房租就花了一半。”小李瘫坐在单薄的扶手椅上,裹在新发地市场最流行的迷彩棉服里,跟记者抱怨着。

  他已经萌生退意,“再干两天可能就回家了,成本太高了”。攒不下钱的打工生活是没有意义的,邯郸老家的老人、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每月寄钱。

  赵大哥还准备再干一阵看看,因为回家也没什么工作可做,挣得还没有在北京多。对比小李,他的衣服略显单薄。记者询问小李,为什么新发地市场的人都穿这种迷彩棉服。他说太冷,不穿这个根本顶不住。而赵大哥显然舍不得买,这件棉服的价格是80块。

  工资上涨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感觉,新发地工人们的撤离却是实实在在的。赵大哥很理解他们。他把双手伸出来,大拇指下方的手掌部位,都有一道道的裂痕。“装蔬菜的货车厢里为了保鲜装了冰,手沾上冰,天气又冷,手就裂了。”赵大哥说。

  曹老板的这车蔬菜一共有一千多箱,5万多斤。生意好的时候几个小时就卖完,意味着小李和赵大哥要在短时间内合力卸下25吨的货物。

  此时曹老板回来了,她离开的这20分钟里,没有卖出一箱菜。她的蔬菜是云南保山的,由两名司机倒班开车几个昼夜运来,一趟的运费是一万多块。此时两名司机在驾驶室里睡觉。

  这车菜已经卖了两天,当天下午还剩下最后的一百多箱。最近一段时间来进货的菜贩明显减少,拉长了她的出货周期。“原来市场里面进货的卡车走都走不动的,你看现在才几辆车。”说到这里,曹老板坐在椅子上,把红色的头巾裹得更严实一些。远处一辆大卡车正在掉头。

  卖菜的每一天都是睡眠不足的。最近销路不好,曹老板只能拉长在市场的蹲守时间,早上四点钟起床,十点钟收摊。她让记者看她左眼皮下的一块红肿,作为缺少睡眠的证据。这时来了一位顾客,拿走了两箱菜,批发价一共130块,这是40分钟里曹老板的所有进账。

  上涨的房租

  刘大哥卖的金乡大蒜没有装在厢式货车里,而是在有仓栏的半挂车里,上面盖着塑料层和帆布。司机老孙裹着过于肥大的军大衣。他们没有雇装卸工,有人来提货,俩人就亲力亲为。

  对于装卸工的遭遇,他们也很是同情。现在的房租,按老孙的话来讲,“干一天活挣的钱,回去睡一觉就没了。”

  老孙不在北京租房,他把一车车的大蒜从山东运来新发地,卖货的几天里就睡在卡车驾驶室。因为安全问题,最近他只能住新发地市场里的小旅馆。小旅馆的房间有一百块的也有两百块的,大多数人都住一百块的,和三四个人合住。

  这时刘大哥接话说,他曾和8个人住过一间单人间:4个女的睡床上,4个男的坐着轮班打牌。而事实上,新发地是不许打牌的。(文中人物姓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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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记者最新获悉,为防范液化天然气价格异常波动,确保迎峰度冬期间液化天然气市场价格基本稳定,12月1日,腾讯分分彩月赚40w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统一部署相关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立即召开液化天然气价格法规政策提醒告诫会,提醒告诫辖区内各液化天然气生产流通企业和相关社会组织,加强价格自律,规范价格行为。否则价格主管部门将依据《价格法》、《反垄断法》相关规定严肃查处。

  对于这一“紧急”通知,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下周起,各液厂主动降价将成为主流。但问题是,没有气源,即使价格降下来了,终端还是买不到气,问题仍将存在。所以,还是应该从气源和市场体制机制等根本原因上入手解决。”

  文丨仝晓波

  中国能源报记者

  全文约2700字 建议阅读 6 分钟

  “LNG市场已经疯了。从11月15日开始,每天液厂都在涨价,从每吨4000元涨到8000元,已经翻了一番了。好多终端用户都接受不了高价,停产了。”11月29日,一位燃气从业者给记者发来了这样的信息,言语中透露着焦虑。

  记者随后了解到,从11月15日北方地区启动供暖季开始,我国多地LNG液厂出厂价以日均200—300元甚至更高的涨幅,一路上扬,截至12月1日记者发稿已经历“17日连涨”。中宇资讯监测数据显示,12月1日当天个别地区液厂的气价更飙升至9000元/吨,涨势之凶猛前所未有。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冬季天然气需求大幅急速上升与各地大规模力推“煤改气”有直接关系,预计到春节前,各地天然气供应都将处于紧张状态。

  加之市场炒作因素驱动,在此期间,各地LNG液厂的出厂价仍有大幅上涨空间。LNG价格持续急速攀升将极大挫伤用户使用天然气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我国大力推广天然气应用的国家战略,亟待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煤改气”强力推高需求

  记者查阅多个市场机构的监测数据显示,11月14日,液厂的LNG价格普遍仅在3900—4300元/吨之网赚间。而据中宇资讯监测,截至12月1日,国内LNG均价为7628元/吨,达到2014年以来历史最高点,较北方全面供暖之前(11月14日)上调3271元/吨,涨幅达75%。

  “去年这个时候LNG价格每吨只有3000多元,最贵是5000元,但也没持续几天。”有LNG贸易商告诉记者。按照往年市场规律,春节之后随着供需矛盾缓和,液厂的LNG价格就会进入自然回调期。“这也意味着,此次LNG涨价一直会延续到春节。”

  据记者了解,连日来,各液厂LNG出厂价涨价频率之高也令人咋舌,甚至出现过根据当天行情二次调价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限制供应成为多地的无奈选择。记者获悉,有市场机构统计中的近120家液厂因为缺气已有三分之一处于停机状态。与此同时,石家庄、保定、山东、宁夏等地加气站、工业用户已开始限停供气。

  在终端市场,高价使得LNG汽车的替代优势荡然无存。有终端用户反映其购买的LNG车燃料开支短期内大幅攀升,“一个多月内一公斤涨了3块多,只能停运”。

  有业内专家指出,下一步随着各地政府为保民用气逐步推出限气政策,相当数量依靠管道气源的LNG加气站将面临停业、LNG大车面临停运问题,成为亟待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

  “煤改气”强力推高需求

  LNG价格入冬以来的一路猛涨原因何在?对此,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近日公开指出,“一是估计不足,二是天然气储备建设严重滞后。”

  而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则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各地加大力度推进“煤改气”是导致今冬天然气需求大幅上扬的主因。“从煤改气推进情况看,华北与华东是今年天然气用量增幅最大的地区。”中海油气电集团LNG贸易经理魏琳对记者说。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管道所所长杨建红12月1日在中国石化联合会油气专委会主办的“油气论坛·2017”上指出,预计今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将增至2450亿方,增量为340亿方,增幅约17.8%,届时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达到7.06%。

  据魏琳介绍,为了保障迎峰度冬天然气供应,从今年8月起,中海油已提前筹备了约200亿方的天然气资源。按计划,今年冬天,中海油浙江、天津LNG接收站每月将接卸8—10船LNG现货,均创历史最高记录。“今年供暖季期间,天津的供气量预计可达8.55亿方,比上个采暖季增加4.8亿方。而在浙江省,因中石油在冬季将承担更多北方地区的供气任务,目前我们供应浙江的LNG量也临时增加了1000万方/天,现在LNG在浙江已从调峰气源变成了主力气源,供应量占到浙江省总用气量的55%。”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付少华也对记者说:“天然气增量需求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充分反映,9月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一结束,很多工厂恢复生产,大家就开始‘抢气’了,因为当时各地储气库还没有注满,为了确保冬季供应,必须限制管道气,加大储气库的注气速度。”

  “往年9月是天然气消费最淡月,但今年当月消费增幅高达26.5%,截至目前为月均最高。”杨建红说。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备受业内关注和讨论的“陕西天然气气竞价交易之争”也发生在9月。9月18日,中石油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推出了西部管道气的竞价交易,引发陕西的强烈质疑与反对,此后经两次上调气价,从11月份开始,中石油供应陕西、内蒙古液厂的天然气线下价格调至1.88元/立方米。

  “煤改气用量增大,北方冬季采暖需求增加,导致天然气用量增加是事实。陕蒙天然气涨价,肯定会传导到终端。陕蒙地区的液厂又是全国LNG主要生产地,产能5800万方/天,占全国总产能的46%,其出厂价是全国风向标。陕蒙液厂虽说反对竞拍,但也尝到甜头,加上市场炒作因素,全国LNG价格顺势跟涨起来。”陕西燃气设计院院长郭宗华对记者说。

  管控不足还是改革滞后?

  值得注意的是,与依赖管道气的国产LNG相比,作为全国最大的LNG气源供应商,中海油11月的LNG线下线上交易全国最高价也只在5000元/吨的水平。2000万吨/年的长协LNG进口基础,加之旗下五大LNG进口接收站顺畅的内部资源调剂成为中海油LNG交易价格稳定的关键。

  有专家据此认为,国产LNG高频次大幅涨价的原因是“缺乏标杆价以及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在煤改气大规模推进的情况下,靠价格抑制供需平衡很难,反而会打消用户用气积极性。即便熬过了今冬,明年煤改气该如何推?”在与记者交流时,郭宗华反复强调。

  有业内人士指出,陕蒙气源比较便宜,即便以目前1.88元/方的价格计算,LNG工厂成本也在4000元/吨之下的低位,正常情况属于暴利状态。但我国LNG工厂70%的气源来自中石油的管道气。事实上,近年来,不少LNG工厂因为缺乏气源,长期经营困难,有些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

  “核心问题在于,目前这种体制机制下,纯粹市场化到底合不合理?尤其农村地区的‘煤改气’用户承受力弱,涨价更要适可而止,但政府若不适当管控,就会失控。”郭宗华说。

  魏琳也认为,以上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直接受影响的首先是终端用户,而随着用户的消极反应传递到上游,最终会对行业的下一步发展产生很大不确定性。因此,“当前,急需建立良好的行业秩序。”

  但也有专家认为问题出在市场化改革滞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景春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伴随着气荒来临,竞价交易出现争议,上下游利益矛盾凸显,“表面上是价格问题,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体制问题,根源是我们的体制改革滞后。”

  “价格改革不能单兵突进,需由体制改革保驾护航。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必须相互协调,只有加快体制改革,把竞争性的环节放给市场,鼓励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天然气开采、进口,加快管道、LNG接收站、储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平开放,通过增加竞争来降低成本,只有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才能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形成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这是促进天然气普及利用的根本之道。”她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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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参议院在12月1日到2日夜间通过了对税务巨型改革法案的审议,该法案的通过被视为特朗普上任以来的首次改革胜利(曙光)。

  本次参议院以51票支持,49票反对通过了该法案,民主党全票反对,共和党除了一人之外全部支持,结果由副总统麦克-彭斯亲自宣读。参议院下一步将会在12月底与众议院对草案细节达成一致。这将是1986年以来,美国参议院首次通过重大税法改革。

  如果该法案最终得以实施,十年内将达到企业所需缴纳税额将下降15%的目标(从35%降至20%),富裕阶级最高个税率维持在39.6%不变,纳税人纳税的程序将简化。支持草案者希望经济重振能弥补减税带来的空缺,但目前看来,已有的20万亿公债还要新添1万亿美元。美国财长姆钦作为该法案的强力宣传者,近日汇聚9名经济学家,保证此改革一出,10年内将让美国经济增速每年都增加0.3%。但芝加哥大学的38名经济学家却指出,这会导致国债大幅膨胀。

  民主党认为,如此减税好比敲诈中产阶级,利用全部民众来收税,而非课税那些最富有的企业和公司。美国无党派的税务政策中心表示,若草案一出,到2027年为止,该案带来的利益的1%将进入最富裕者的口袋,中产阶级要交的税反而更多,而最贫穷的阶级则只能收到很少的政策照顾。

  本次法案还废除了奥巴马医改当中要求强制参与医疗保险的条款,并允许石油开采公司将手伸向阿拉斯加。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已经等不及在圣诞节前签署这一法令的最终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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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

  令人沮丧的一天。因为天冷,我的双手被冻得冰凉而笨拙,将小麦克风安装进机器时,手一滑,不慎将它掉在水泥的地面上,话筒和底座的连接处磕开了一道大口子,变得摇摇晃晃。另外,更不幸的,从早上到晚上,遭遇了被各种人训斥、轰赶甚至推搡。这些人里头有村干部、保安甚至本地房东倒罢了,他们的粗暴多少在我的预料和经验之中。昨天在大兴,有一个看起来像村干部的人恶狠狠地威胁我再不走就将我“逮起来”。我也只讪笑了两声并没放在心上。没想到的是,今天接连有正在被迫搬家的租户也开始朝我发火:别瞎几把拍了,拍着有什么用?北京都不要我们了,你们还拍!也许是连日来找房搬家的烦心愤懑,让他们像吃了火药,说话一个比一个难听。

  一位来自河北承德、在公寓里开小超市的阿姨前两天还非常友善,因为她的超市面临搬迁被迫低价洗货,她由此向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大倒苦水,完了还与记者们互加微信,客气地寒暄。今天一看到我进去,我刚叫了声“阿姨”,她就脸色大变,“出去!”她厉声地说,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她迅速地迈过来脚步,双手抓着我的手臂,猛地将我朝门外推去。我趔趄地往后退了约两米,直到退出超市的门外,她才松开手。“没用,你们来也没用!”她有点歇斯底里地站在门内说。我本来因为她的突然动手而感到不快,想着怎么着也要教训粗鲁的她几句,但看到她此刻情绪失常的样子,严厉的话到嘴边又噎了下去。“发生了什么?前天不还很好吗?”我轻声地问。“你走你走!”她依然恶狠狠地说。好像我才是那个将她定义为“di端人口”然后迫使她流离失所、贱卖货品的那个人。尽管在政府的眼里,其实我自己也和她同属于“di端”阶层,也和她一样暂时寄身于一个五环外的城中村里,一想起它没准也会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整治行动中被清理被拆迁、从而落得同样颠沛流离的结果,而同样感到惶恐不安。

  我感到无比的受挫,当即叫了辆车,顶着越来越浓稠的夜色和寒冷,灰溜溜地从那个几乎要被搬空了的超市以及城中村走了。一直到回到我自己的城中村里,去一家有着鲜明城郊特色的超市,花了三块钱买了一支502强力胶,尝试着自己动手将麦克风上的那道裂缝粘起来时,我心里还充满了没法释怀的难过和绝望。我明白,那个阿姨的话其实不无道理,因为我对于她来说,确实是“没用”的,我甚至连记者都不是,即使费力记录下那些悲伤甚或凄惨的场景,最终又能有什么用呢?我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掌控,又怎能帮上他们?更何况那些在这个互害社会里,族群与族群、阶层与阶层、人心与人心之间被强行撕裂开的裂缝,就更不是用502胶水胶上一道麦克风上的裂缝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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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洛杉矶,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在脑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南加州的艳阳照耀着海滨的棕榈树,也照耀着无数如La La Land一样星光璀璨、亦真亦幻的梦想。带着这样憧憬来到洛杉矶的游客大概要大吃一惊:临时帐篷在洛杉矶几乎随处可见,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也能看到衣衫褴褛、裹着肮脏摊子的无家可归者,道路两旁的商店店主必须定时冲洗马路,以驱散流浪者留下的刺鼻的尿骚味。

  洛杉矶不仅是天使之城,还是全美闻名的“流浪者之都”。

  高房租逼年轻人无家可归

  由于房价居高不下,而民众收入又增长迟缓,越来越多人难以承受高昂的住房费用,“无家可归”现象愈发困扰加州南部这个以好莱坞和文化产业文明的城市。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数据,洛杉矶目前共有近5.8万名无家可归者,无家可归者数量全国名列榜首,是纽约无家可归者数量的五倍。

  无家可归人群在街头的“居所”——帐篷、临时窝棚、汽车等有将近1万处,总数量暴涨85% 。包括贫民街在内的市中心地区成为流浪人口聚居率最高的地区,在洛杉矶周边的威尼斯区、圣莫妮卡、好莱坞等地也随处可见流浪者。其中,18到24岁的年轻人在无家可归者中增长最为迅速,去年一年增长64%,无家可归青年数量达到6000人之多,其中很多是在读大学生。

  贫富差距扩大,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激增。随着经济发展,全世界富人聚焦这一梦幻之城,租房市场有钱人越来越多,房价房租飙升。目前,超过两百万的洛杉矶家庭都将超过30%的总收入用于租房。房地产引发的资本游戏里,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中产阶级慢慢消失,城市住房成本增速远高于平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多人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选择露宿街头,原本贫民聚居区的中产化把无家可归者打散,切断彼此的联系。

  一些退伍军人也因伤病而无法工作,开始了无家可归的生活。由于缺乏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很多患有精神疾病者也长期在街头游荡,居无定所的无所适从感则进一步加深了很多精神疾病,进一步造成社会治安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还有一些为追求明星梦或为追求自由开放的生活从世界各地来到加州的年轻人,也因经济困难而被迫流浪。南加州四季如春的气候,让露宿街头成为可能,也让“无家可归”现象格外刺眼。

  很长时间以来,洛杉矶市把经费主要花在管束无家可归者上,而非安置无家可归者。与居高不下的无家可归者数量相比,洛杉矶庇护所床位数量则排在全国最低——每四名无家可归者中中仅有一人在庇护所有床位。尽管这一群体人数增多,政府却既没有相关庇护政策出台,也没有相关预算来保障其权益。

  居住条件好一点的无家可归者,靠租赁价格相对便宜的铁皮屋过活,尚可遮风挡雨;租不起铁皮屋者,可能衣食住行都在自己的车里解决;还有一些人,白天把全部身家放到一个购物车里到处流浪,晚上把铺盖从购物车里拿出来,在树丛里或街道两旁搭起临时帐篷露宿;有的无家可归的大人和孩子白天待在公立图书馆里,完全看不出是无家可归者,晚上则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大学生或在朋友家借宿,或在深夜里一趟又一趟地倒公交车,以度过漫漫长夜。

  驱逐,赤贫的恶性循环

  洛杉矶无家可归者遍布的情况,在美国并不罕见,折射出美国社会愈发凸显的贫富差距增大和弱势群体生活处境的一落千丈。

  2016年普利策奖非虚构获奖作品、《纽约时报》2016年十大好书之一《被驱逐: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就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公共政策视角讲述美国无家可归者的故事。

  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不平等研究倡议的主任。基于2008年在美国中部城市密尔沃基(Milwaukee)深度田野调查的经历,他用小说般细腻的笔调,详尽地描述了八个贫民家庭被逐出居所的来龙去脉和历尽艰辛,作者行文客观而隐忍,八个故事读来却让人潸然泪下。故事的主人公包括单亲妈妈、残疾人、曾经历种族隔离的黑人、吸毒者、在图书馆渴望学习新知的孩子等。他们在现实的漩涡中挣扎的同时,被不停从居所中驱逐。

  很多最底层贫民租住的活动屋(trailor park),其房东都是美国收入前百分之一的富人。租户为生计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没人为不平等发声。贫民窟里八个月大的孩子葬身大火,家里人却无人敢抱怨——因为一旦抱怨就会被房东驱逐。同理,这些贫苦的贫民也不敢找警察,因为警察的罚款也会导致他们最终被驱逐。当地房源紧缺,房东不愿把房租给依靠低保维生的家庭,这些贫民为了能够租到紧俏的房源虚报孩子数量,并将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给了房东,剩下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基本生活开销。在贫困的旋涡里,他们历尽艰辛,却一次次沦为无家可归者。

  书中写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公众认为,每个家庭在住房上的支出,不应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然而近来,绝大多数租房的家庭的支出已远超过这一数字。在美国,每年都有上百万人从租赁的居所里被驱逐。”

  居所是生活的中心。“家”不仅仅一位这栖身之处,更意味着家庭带来的温情与安全感。只有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人才有精力投入家庭生活和社交,为教育与自我实现提供保障。

  而驱逐,则是一场恶性循环。书中列出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有过被驱逐经历者,在日后工作里被辞退的几率比没有类似遭遇的人要高15%,前者的家庭在一年后面临经济困境的几率要比后者的家庭高20%。

  驱逐更是一场精神上的折磨。被迫迁居可能引发抑郁症甚至自杀,这一残酷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走向,把生活推向难以想象的艰难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驱逐,不止是一种贫困的处境,而成为终身贫困的根源”。

  难以根治,但可以手段更人性

  洛杉矶及波及全美的无家可归者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反复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好莱坞的电影业也不再仅着眼于纸醉金迷,而在电影中关注无家可归者这一社会群体。

  电影《独奏者》(Soloist)就演绎了时报记者和流浪大提琴手之间的感人故事,显示出媒体在推动公众认知、为弱势群体维权方面的巨大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也加入探索解决方案的队伍,总部在洛杉矶附近的兰德公司针对无家可归者的身心健康、社群行为等进行一系列深入的定性、定量研究,研究成果为理解无家可归群体、从根本上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洛杉矶无家可归救助局日益注重和不同地区相关机构合作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加强管理,在第一时间了解无家可归者动态、帮助寻找安置地点,努力从根源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2016年,洛杉矶市首次就无家可归问题提出全面计划,预计在未来10年内投入约3.5亿美元解决问题,其中包括提高营业税比例以增加经费来源,扩大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可负担住房的投入(预计建设1.5万套住宅,并为居民提供相关配套服务)。资金获取方式尚在讨论中,包括向加利福尼亚州或联邦政府申请资金、选民投票同意增加税收等。

  关于经费使用模式,辩论仍在继续。有人认为应首先采取应急措施,让所有无家可归者都不再露宿街头,之后采用纽约模式,为每位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场所。但猛增庇护所数量的想法不一定现实。

  从理论上讲,通过建设公共住房、税收政策调整、产权结构调整或开发商动员等,可以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但这些方法都因操作的难度大而很难大规模推广。以马修·德斯蒙德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主张实行全民房票制(housing voucher program),低收入者可以申请房票,凭票可以选择居住地点,项目根据多种工具计算受助者的住房需求。受助者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用于租房,剩下的部分由房票支付。这一做法,有助于被驱逐者尽快走出恶性循环,接受教育、找到工作、建立社群纽带,让生活步入正轨。

  然而在驱逐和清退人口时带来的愤怒与伤痛,也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西方国家在清退移民时的一些做法相比更加缓和。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庇护城(sanctuary city)限制与国家政府合作,拒绝立即执行移民法,通过防止警察和市政雇员盘问居民的移民身份,庇护城领袖希望尽可能减少清退过程中的恐惧和家庭失散,鼓励城中的非法移民报案、使用相关卫生和社会服务并为家里的孩子注册入学。尽管庇护城的做法因违背中央决策、法律上不成立而遭到很多人批评质疑,但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的地区,庇护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居民的利益。

  驱逐与流浪不是故事的终点,将是更人性化住房、移民政策的起点。深入研究洛杉矶在无家可归者问题上的探索与实践,也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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