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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矢之的方滨兴-墙外楼

  今天下午在超算中心的二楼有方滨兴院士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演讲,同样的报告在哈工大曾今出现过一次舆论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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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百科上的方滨兴词条对他有如下描述,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是中国网络审查体系防火长城(GFW)关键部分的首要设计师,因此被网民戏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

  2013年6月27日,方滨兴在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毕业生典礼上讲话,宣布自己因身体健康原因不再凤凰彩票官网连任北邮校长职务。报道指出方滨兴所患为晚期结肠癌。

  今天,方滨兴的报告从网络空间安全的定义讲起,然后讨论例如移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命题,演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信息安全实例,很明显因为上次的意外,这次谨慎了许多。 当开始演示上次出现现场挂VPN事故的实例时,现场有少量的笑声,这次方校长用本地文件代替了现场演示来避免问题的发生。

  很有趣的一点是,方校长用的大概二十分钟的篇幅去讲了 Google 和 Youtube 的审查机制,大致就是讲 Google会因为政府和舆论压力去删除搜索结果,而 Youtube 也有举报删除视频的模块。大概讲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们自我审查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和舆论应该对内容提供商起到监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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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现场提问的环节,有人起身询问了关于防火长城的问题,我把回答录了音,然后下面是方校长的大致回答,经过了我的编辑和脑补。但是方校长在这个回答时比较谨慎小心,所以说话没有什么逻辑性。

  “我已经离开这个行当十几年了,这些话我不敢公开说,如果我还在干我就亲自说了,我认为现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无能”:什么叫无能呢,这好比说我知道这个楼里有炸弹,我本来可以精确的制导,制导到某一个坏人,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要炸掉这栋楼,坏人死了,其他人我不管,这就是技术人员的不作为。

  …

  你看谷歌,你看Youtube和刚才我演示的一些网页,都会有审查的制度,他们每天都过滤掉了大量的搜索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GFW)应该有一个好的技术去解决。我想放行你们学生,其实很简单,现在都可以,但是没有就说明是我们的技术不作为。

  …

  你说现在这件事(GFW)是众所周知,这不是众所周知,对下面的人是凤凰彩票平台周所周知,但是对于上面的人,我们还是要保密。

  方校长基本上是互联网上骂名最多的人之一,在武汉大学方滨兴遭到了鸡蛋和皮鞋的袭击,但后来低调处理。

  以及收获了无数的“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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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了一条推文,问问大家的看法,大家的态度基本上都是,怎么他还没有死,他连慈悲底线都没能享受到,反而是提前收到了葬礼合用的连串蜡烛。

  从他的发言中,似乎可以看到他对于GFW波及范围太大的一种惋惜和无奈,但是作为始作俑者,他也的确应该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负责。对于政治,战争和互联网的视界,没有技术无罪的说法。

  但是很遗憾,方校长成为了众矢之的,成为了大家愤怒之余的靶子。方到底应不应该承受这所有的骂名,这有待商榷。我们恨的,到底是中国互联网之上的穹顶,还是某一个人。

  的确,这面墙太高,太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看上去毫无胜算。但是我们能够相信的,是我们的灵魂彼此融合得到的温暖。

  愿我们拥有自由蔚蓝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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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美国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披露的文件揭露了美国政府对国内外电话的广泛监控。在这些爆炸性的内幕披露三周年之际,各大媒体无疑都蓄势待发,准备重提数据隐私和公民自由的话题。

  然而,人们或许忘了监控技术早已超出对电话、电邮和短信的窃听拦截。事实上,人们在寄电邮、PO脸书和发推特前,政府便有可能监控这一切。国家和私有企业能够截获.docx和.rtf格式文档,事实上,哪怕是用看似不会泄露的程序输出的文本文档,也都有可能为他人获取。

  最后,这样的监控很可能发展为实时进行。届时,一份文件甚至点击“保存”或上传到云端之前就能被截获。这些都是推测,但并不是不可能。

  你所敲的每一个键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研究现代中国的信息技术,成果会写在一套丛书中,明年由麻省理工出版社出版。当时我并不知道研究中的一些偶然发现会与当下的争论有关,涉及国家监控、数据隐私以及震惊世界的斯诺登泄密案,但事实就是这样。

  简而言之:中文计算机系统已经具有“键盘记录(keylogging)”的功能。这项技术的引入并非基于恶意(其实是很高明的技术),但它却在理论上让实时监控中国的电脑用户成为可能,譬如用户在使用Microsoft Word、NotePad、TextEdit等看似不联网的文档程序时就有可能受到监控。当前媒体技术的发展趋势强烈地预示着这种漏洞很快便会从中国传播出去,并成为一种新常态。

  要探究起因为何,人们首先需要了解键盘记录器和中文的计算机系统,以及两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键盘记录器是一种程序,也可以是安装在计算机上的一种实体装置,它收集用户敲击的每一个键的数据。键盘记录器经常被恶意使用,比如盗取信用卡信息、密码或个人数据,同时也长期运用于政府监控中。1999年有一件里程碑式的案子,联邦调查局探员首次使用键盘记录装置侵入了黑手党大佬小尼基(Nicodemo Salvatore Scarfo, Jr)的电脑,获取他的密码。

  在键盘记录器这种间谍工具的发展早期,主要的挑战并非来自键盘记录装置的制作,而在于它的安装。在小斯卡夫一案中,联邦调查局不得不用老掉牙的特务手段,两次闯入这位老大的办公室,第一次是安装键盘记录装置,第二次是取回它。

  随着恶意软件的扩散,安装键盘记录器变得更加简单,不过要利用键盘记录器实施间谍活动暂时还没有那么容易。2015年,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研究人员研究发现,可以利用智能手表自带的加速计和陀螺仪数据,把手表改装成一种不太完美的键盘记录器。根据相关理论,只要能确定用户的手如何划过键盘表面,就能推算出用户敲了哪几个键。

  中文计算机系统上存在一种同样“聪明”,且远为优越的办法,能够精确推算出用户在键盘上输入了什么。要窃取中文计算机上的信息,你只需要获取键盘记录器的管理权限,而且这个国家每台个人电脑和电子设备本身就自带“键盘记录器”——事实上,全世界的个人电脑和电子设备也都自带这种“键盘记录器”。

  中文计算机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中国的计算机和美国完全一样,都用标准全键盘(QWERTY keyboard,又称柯蒂键盘)。无论你是在北京哪一栋新落成的写字楼观察,都会发现一批饱含创业激情的千禧一代正在键盘上辛勤地工作,满怀希望地准备与风投资本家会晤。

  但是,中国的全键盘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在中文计算机系统中,全键盘的用法并非“打什么字就出什么字”。键盘的输入只是在输入法(IME)软件里提供指令的手段 ,确定接下来显示在屏幕上的汉字。

  思考一下人们会如何使用全键盘输入有关“诚信”、“舆论导向”以及“数据隐私”等中文词语吧。

  要打出由两个汉字组成的“诚信”,四个汉字组成的“舆论导向”或“数据隐私”,业内领先的搜狗输入法会为用户提供多种输入策略。人们可以输入完整的汉语拼音(比如,“c-h-e-n-g-x-i-n”, “y-u-l-u-n-d-a-o-x-i-a-n-g”等等),也可以采用多种快捷键和缩略词(比如“c-x” and “y-l-d-x”),搜狗输入法会足够智能地提供一组选项。比如输入“c-x”,搜狗的弹出式菜单除了会提供“诚信”,同时还并列显示其他也以“c”和“x”开头的中文词语,如“抄袭”。又比如输入“y-l-d-x”,搜狗会弹出“舆论导向”,以及“耶鲁大学”等其他选项。这些呈现出的选项如此简单明了, 足够用户从“抄袭”等词中选中“诚信”。

  鉴于输入法是这样的运行方式,计算上的所有中文输入都是某种形式的本地通讯。当然,如果一个人在中国编辑word文档,输入的信息不会发给第三方,而是返还给用户本身。Word编辑者把字母代码传到输入法,输入法处理代码并以汉字形式将信息传回给用户。

  云输入

  从麻省理工的工程学教授塞缪尔·考德威尔(Samuel Caldwell)发明首台试验性中文计算机至今,60多年来中文计算机系统都主要依靠这种输入方式。事实上,计算机诞生之前便存在中文输入,甚至考德威尔的灵感也来自于知名作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明快(MingKwai )中文机械打字机。自林和考德威尔之后,每一代中文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把中文输入作为设计的核心考量。

  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中文计算机系统利用个人电脑不断增强的处理能力让汉字输入过程疯狂加速,同时汉字输入愈发智能,愈发依赖预测文本,自动补齐,快捷键和缩略词。因此,比起英文字母键盘那种“打什么字出什么字”,中国的全键盘变得更加“聪明”。所有这些或许都让中文成为地球上电脑输入最快的语言。

  近几年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云输入法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输入法,输入的全过程都发生在电脑内部,而搜狗、百度、腾讯、微软等推出的云输入系统开始使用巨大的中文语料库和复杂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2013年,微软的研究者把自家中文输入法不断完善的性能当做卖点;而搜狗在其官网上吹嘘其基于云技术的输入法具有更加卓越的准确率和性能。“长句识别”是指输入法将具有一定长度和复杂性的字母精确地转化为多字符中文的能力。搜狗称,依赖本地语料库的传统输入法的长句识别准确率为62.5%,如今云输入法已经将准确率提高到了84%,同时“短句识别”的准确率也从91.52%提高到了96%。

  安全问题

  或许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云输入法速度和准确性的提高,但很少有人指出这种系统可能会引发数据安全问题。如果说输入法本质上就是一种键盘记录器,那云输入法就是联网的键盘记录器。在云输入法中,每在标准键盘上按一个键,都相当于是按了“发送”、“上传”和“转发”。

  随着数以亿计的按键在光纤中来回输送,近年来人们开始担心这种输入方式容易受到监控。另外,英文计算机一般仅仅是在浏览网页时由谷歌提供搜索候选(译者注:根据用户输入提供用户可能需要搜索的关键词),而在中国,搜索候选功能已经成为了所有输入法的核心部分。

  当然,有些人也许会问,能否使用其他人的电脑来避开这种云输入法带来的监控。毕竟如果没有确定的身份标识,一定无法判断内容的输入者究竟是谁。但事实或许不是这样。

  作为斯坦福大学的空间与文本分析中心(CESTA)数字人文亚洲项目中的一项研究,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分析键盘的输入记录,试图理解在键盘输入中的各种逻辑和策略。

  尽管研究还未结束,但我们已经发现不同用户的键盘记录之间有惊人的差异。而且每个用户都有属于自己的且彼此间区别明显的中文输入方法。虽然我们仍处在研究的初期,但我们的发现对安全和隐私问题会带来的影响已经十分深远。

  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对打字机和打字机打出的文本进行科学鉴定是国内外监视的重要部分。由于打字机制式的不同,打字机打出的文本存在细微的差异。就连不同牌子的打字机色带也会在文件上留下略有不同的“标记”。在美国和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译者注:Communist bloc或Soviet bloc指和前苏联站在一起的一系列国家,不仅限于中欧和东欧的国家)中,监视部门就利用这些微妙的差异来分析来源不明的文件可能的出处和作者。(要想了解这种分析方法,读者可以去观看2006年电影《窃听风暴》。)

  我们的初步研究显示,通过计算机输入法输入的文本也有自己的标记,所以“输入法鉴定”是完全可能的。在斯坦福大学,我们邀请研究样本使用自己偏爱的输入法,输入唐代诗人王维(公元前701-公元前761)所做的古诗《送别》。我们的发现很惊人——就连在前两句诗、短短的十个字中,键盘记录下不同样本的习惯也存在差异。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输入键盘记录,样本#1:xiama_yinjunjiu_,wen_jun_hesuozhi2?

  输入键盘记录,样本#2:xiamayinjunjiu2,wenjunhesuozhi2?

  注释:下划线是用户按下空格键的地方,这意味着用户选择了搜狗输入法选字框中的第一个字。数字2代表用户选择了搜狗输入法选字菜单中的第二个字。

  我们在示例1中可以看到,有些人每次只输入一个字的拼音,他们输入“w-e-n”,然后使用空格键(_)选择想要的字。另外的人在面对包含多个汉字的文本时,会选择输入更多的字母(比如“x-i-a-m-a-y-i-n-j-u-n-j-i-u”),这类人对输入法联想能力的依赖度更高。

  另外,随着文本长度的增加,不同电脑用户之间存在的差异会更大。这意味着,当我们把一个人每年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次的按键结合在一起,就能总结出那个人独有的“指纹”——这种“指纹”的有效性和打字机时代最先进的识别技术不相上下。把输入法指纹和定位数据、网页缓存数据和其他数据获取方法进行交叉比对时,我们发现输入法指纹甚至更胜一筹。

  在云输入法的时代,电脑用户仅仅通过更换电脑来躲避监控是不够的,因为其输入指纹有可能会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愤怒时发过邮件或者喝醉时发过短信的人都知道,编辑时的信息和最终发送出去的信息可谓是天差地别。但如果这种不同完全消失呢?如果你的每一个Word文档,包括没有保存的那些以及整个编辑过程都能被拦截呢?如果你删除掉的每段话,修改过的每个短语,做过的每个改动和最终保存的文件都被一视同仁地保存在了监控世界中呢?这些你以为已经删除掉、但其实被保存下来的信息,有一天是否会被用来针对你?

  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在他1956年的作品《少数派报告》(The Minority Report)中,提出了让人胆寒的“犯罪预防”(precrime)概念,意指在事先即察觉(甚至起诉)犯罪行为。云输入法的出现提出了一个问题:Wei Jingsheng被监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1978年攥写的文章The Fifth Modernization;Liu Xiaobo被监禁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与人合著了Charter 08;在未来,异见者在用电脑进行创作时,是否会像恐怖分子一样,还未来得及行动就被察觉?

  另外,上述猜测不局限于中文输入或中文中。可以说,全球的IT公司和用户像中国一样开始利用智能键盘提供的便捷只是时间问题。

  当我准备按下“发送”按钮,将带着一个docx附件的电邮发给我的编辑时,我已经完全意识到,我写下的每一句话很可能已经被政府和私企的相关方拦截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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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凯风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

  为这一观点添加论据的,是湖北省副省长《今天更应担心房价下跌》一文。该文总体观点虽无新意,但第一次明确承认房地产市场存在虚高泡沫,如果泡沫一旦戳破,反而会带来整个国家的危机。因此,去库存的目的是要保证楼市平稳,既不暴涨也不暴跌。

  且不说房价暴涨根本就不是政府所能遏制的,楼市暴跌同样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所谓让楼市保持平稳,只是一厢情愿的说辞。许多人坚信中国房价不会下跌,根底里就是对于政府能力的过度信任,连政府对自己的能力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自信幻觉,以为左手可以让楼市在低迷时启动,右手可以让楼市在狂热时冷静下来,想让楼市热涨就热涨,想让楼市平稳就平稳。

  但如同股市一样,政府的态度,的确能让泡沫吹得更高,但政府救市,立即就遭遇市场规律无情的阻击,连国家队的资金至今都深陷其中。毫无疑问,任何虚高的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最可怕的一种情形的是,放纵甚至积极吹高泡沫,把泡沫的重要性抬高到无与伦比的地步,进而形成泡沫绑架中国经济的不正常情形,到这时候,泡沫想戳破都十分困难了。

  房地产的绑架逻辑就是如此。任何正常市场,都是有涨有跌。反而中国房价,却要打破这一铁律:可以疯狂上涨,却不能疯狂下跌。疯狂下跌,政府不愿意,有房一族也不愿意。君不见,2014年房价出现下行趋势,地方政府是如何心急火燎?而某些楼盘试图降价招揽生意,迅速遭到已购房者的联合抵制。

  在中国,房价根本就不是市场问题,从供需来分析楼市始终是不得要领的。房价首先是政治问题,不仅因为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楼市所产生的土地财政和投资刺激,更是因为楼市地市背后牵扯一系列银行信贷,房价在被集体超高之后的泡沫破裂,不仅影响勉强算得上中产的有房一族,带来庞大的信任危机,而且更能可能产生连带的金融危机。

  这种危险的存在,导致楼市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紧紧捆绑在一起。所以,我们不难看到,楼市稍有下行趋势,地方政府就开始大势救市:取消限购不够,那就紧缩土地供应,紧缩土地供应不够,那就用购房入户来诱惑,购房入户不够,那就拿出真金白银财政补贴,财政补贴还不够,那就迫使农民洗脚上楼消化库存……

  有人曾说过,政府对房地产才是真爱。当年启动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却只有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市场化,土地供给被牢牢控制在手中。一边是房地产开发的市场化,另一边保障房的建设却始终付之阙如,仓促上马的经适房则充斥着腐败与混乱,所谓的廉租房建在人迹全无的偏远之地……从中不难看出,房地产服务于经济和GDP,而非服务于居民的居住需要。

  如今房地产被推高到如此之高的位置,想要再下来显然存在十分明显的困难。正是因为这种绑架模式的存在,房价下跌的风险,已将所有有产者无产者都席卷其中。有产者会因为房价暴跌而遭遇不动产损失,无产者则会因为楼市波及金融危机而影响就业,所谓“房价下跌反而不一定能买到房”并非危言耸听。

  最后想起一个说法,中国犹如一架飞机,只有极少人在驾驶室操控起落,所有人只能呆坐在座位上,随它冲上云霄,随它跌落在地……最关键的是,他们霸占了所有降落伞。

  湖北副省长:更应担心房价下跌泡沫破裂后果严重

  湖北日报讯 副省长 曹广晶

  去库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之一,关系到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民生大计。

  今年上半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房地产涨势迅猛,成为关注焦点。房地产关系到民生,关系到经济,关系到金融,它是构成整个经济大厦的基石。去库存目的,是要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要站在这个高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长远谋划。

  一、房地产去库存最根本的目标是确保行业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迅猛,造就异常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营城市理念逐渐风行,首先营造环境,然后推高地价,进而推高房价。房地产行业的繁荣、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大大增加财政收入,为城市建设提供大量资金。这些年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就是经营城市的结果,客观讲是房地产行业的贡献。

  另外,房地产行业产业链较长,对拉动经济作用很大。但凡事都有度,原则上讲,凡是能够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物品,都不可能只涨不跌。尽管有些房地产项目地段不可复制,但价格上涨超过合理限度,那也不可持续。从2013年开始,不少城市供需关系出现转折,只涨不跌神话动摇,以至于去库存成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

  去库存必须着眼于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传统经营城市的思路,也许在一段时间还管用,但长远看不可持续。

  房地产是财富的基石,在居民财富中占比很高,是银行贷款最主要的抵押物,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房价暴涨暴跌,都是极其有害的。国外有深刻教训,美国的次贷危机,最初的标的物就是房地产。随着房地产不断繁荣,民众信心膨胀,银行信心也膨胀,都相信房地产会上涨不会下跌,提供各种优惠把贷款贷给老百姓(45.060, -0.01, -0.02%)买房,甚至贷给了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的购买者。金融机构则把这些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循环打包,在市场上出售。杠杆率不断加大,接盘者根本不知道,甚至也不想知道标的为何物。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物品,泡沫吹过了总是要破裂的,当最基础的标的物出现下跌,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违约的人多了,银行不能缺乏流动性,手里拿着大量的房子必须尽快变现。日本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的遭遇也一样。

  地产开发贷、住房按揭贷、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以及各类企业贷款的抵押物有多少是跟房产、土地有关,这个比例非常惊人。过去我们担心房地产价格上涨,今天更应该担心房地产价格下跌。泡沫一旦破裂,银行贷款的重要基础垮了,后果很严重,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这比单个企业甚至单个行业的危机要严重得多!

  再次强调:调控的目标,是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序、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因城施策,一城一策;调控的主体责任者,是各级地方政府。各地要把各类地产库存包括已建成、在建以及已售出土地情况统计清楚,对未来人口增加、需求情况做科学分析预测,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切忌一说去库存,恨不得把所有的措施都加上去,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库存消化掉,结果又炒起一个泡沫。

  从房地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目前是有效调控的合理时机。因为现在房地产市场总体供需矛盾不像前几年那么突出,炒作空间收窄,可预测性提高。

  目前,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手段和可用工具比较多。前些年,房价持续上涨控制不住,根本原因是供需关系。一方面有强烈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受18亿亩的耕地红线限制,土地供应有限,供需关系不能通过市场的方式自动调节,出现了房价猛涨。

  当然房价高涨也是一个货币现象,十年左右时间M2(广义货币)从不到20万亿元增加到超过140万亿元,房地产承担了货币最主要蓄水池作用。但从2012、2013年房地产供需关系发生转折性改变之后,现在调控房地产市场手段增多了,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控制土地供应闸门。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灵活把控土地闸门,有序释放土地供应。

  房地产有两重属性,一个是市场属性,另一个是民生属性,政府要为买不起房的低收入阶层提供居住地方。适时调节政府保障房和商品房的比例,对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市场需求高时,多释放保障房用地,增加保障房供应,抑制市场过热;市场需求弱时,适当减少保障房用地的供应,以求市场回暖。政府通过对供求关系的把握,可以引导百姓对房地产的理性消费,减少投机行为。

  可以预见房地产市场必然出现分化,我省有近七千家房地产商,不到1万人就有一家房地产商。房地产是资金密集行业,随便弄块地盖房子就能卖出、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房地产市场正发生深刻分化,房地产商之间并购重组的浪潮显现,部分规模小、实力弱的房地产商甚至倒闭。一些小的房地产商及时退出,这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对金融等行业的冲击也比较小,关键是要处理平稳。

  二、房地产调控的总原则是“一城一策”

  全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千差万别,省内各个城市情况也分化明显。因此,房地产市场调控,绝不能一个政策管全省,要坚持“一城一策”。

  房地产关系到民生,关系到经济,关系到金融,是构成经济大厦的基石。要站在这个高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长远谋划。去库存目的,就是要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背离了这个原则,后果很严重。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是什么?不是把库存完全消化掉,适当库存也有必要,没有库存就会出现前些年的状况,房子一盖好就开始抢。这对企业来讲是好事,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但对市场来讲,对老百姓来讲,并不是好事。库存究竟多少合适?一个城市一个情况,要根据自己情况判断,政府管理者应该心中有数。

  判断房地产发展趋势,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人口会不会持续增长?对外来人口有没有吸引力?二是经济前景、财富是否持续聚集?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前景不好,企业将来有可能迁走,老百姓收入增长预期不理想,地方财富没有聚集能力的话,未来房地产不可能增长。

  武汉市房地产调控有别于省内其他城市,主要任务还不是去库存。从长远看,人口和财富集聚两个要素,武汉市都具备,但是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一样的,经营城市也要把握好“度”。从长远来看,过高的房价会增加生活成本,不利于城市竞争力提高。所以房地产调控去库存,“一城一策”必须要强调。

  从政府角度讲,未来人口增加、经济增长,不能说可以非常严格掌控,但至少可以控制在预期范围内。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有条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比较精准调控。最重要是调节供需关系,一是土地供应,库存周期超过两年的要暂停土地供应;二是保障房与商品房的比例。总之“一城一策”就是做到心中有数,各个城市要成立专班分析本市房地产市场情况,调控房地产市场要有长远目标,有针对性制定政策,避免猛踩油门、刹车,避免大起大落。

  棚户区改造为消化库存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机遇。国开行、农发行的棚户区改造贷款利率低,期限25年,地方要积极争取。今年我省棚户区改造任务是40万套,住建部鼓励货币化安置,原则上不低于50%。用好棚户区政策性贷款,对改造旧城、改善民生、改善城市形象、去库存都有大益处,各地要积极争取棚户区改造的政策支持。

  要用足用活公积金。公积金贷款利率低,我省公积金贷款的做法走在全国前列,公积金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做法受到了住建部表彰。目前长沙、南昌、武汉三个城市已打通使用公积金,贷款政策越来越宽松,购房、付房租和装修都可以用公积金贷款。除了武汉,省内很多城市公积金账户余额还很大,要想办法把沉淀的公积金用足用活。

  要充分挖掘客户需求,特别是发挥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相差部分人口的购房潜力。这其中有很多是大学生,未来收入有保障;还有部分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愿意从农村搬到城里来。要发挥金融手段在去库存方面的作用,农行推出的“农民安家贷”,实现精准营销。但凡事有一个度,不要做过头,不要去搞零首付,不要去搞首付贷,一时痛快,将来不可收拾。

  要切实降低房地产业的负担。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权力范围内,根据当地库存情况,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负担适当调整,如减免和清理交易过程中的税费。目前城市中的库存主要在偏远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公共设施的配套,完善道路、交通、绿化、学校等设施。根据市场变化对规划作适当调整,对房型结构进一步优化,满足老百姓实际需求。创造条件发展租赁市场,要鼓励企业把空置房产改造后变成租赁房,在物业管理等方面作一些政策性规定,规范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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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注:夏霖是一名维权律师,曾代理邓玉娇、崔英杰、艾未未发课税案、冉云飞、谭作人、浦志强等维权案件。2014年11月8日以“涉嫌诈骗”被带走,案件将在今年6月17日开庭。本文来自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的博客。

  推荐“西安公民”整理的夏律师2009年6月在西安一次媒体伦理研讨会上的发言。他就律师与媒体不同的职业特点和相互关系所做的发言,我以为很值得这两个职业从业者思考。

  这篇发言,除了感受到夏律师对律师与媒体、以及民意与司法关系的高水准认识,在选择法律援助对象时对道德因素的重视,他谈刑案和刑辩律师所担负职责的以段话则很令人动容:“刑事案件在我们法律人眼中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一个自然人发动的一场法律战争,这个时候一个自然人非常弱小,他所依靠的只能是他的律师,只能说他自己的自由已经被限制,只能靠律师为他的利益打拼。”

  发言最后引了一段名言,“我仍然怀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所有人不论贫富、民族、信仰,都能够受到公正的司法裁判,到那一天,没有律师被称之为所谓的人民律师,也不必需要有一个侠客挺身而出,以身犯险,我们的公民也不需要聚集在网络上担忧着另一个公民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对待,那是真正的法治社会,是我们法律人、媒体人以及亿万公民的共同追求。前途漫漫,愿我们互相勉励扶持。”

  他七年前发言中这两段话,如今读来,感觉很特别。

  2016年6月16日

  夏霖:媒体、民意与司法

  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感谢到场的各位朋友。在讲话以前我想先简单讲一讲我们当初是怎么样介入这个案件的。

  案子发生以后,我们华一律师事务所做的是法律援助,做法律援助的案件一般而言,不仅仅是从法律上的考量是弱势群体要进行法律援助,我们主要的考虑因素是援助对象是否是在道德上值得我们同情,这是跳出法律圈外在说话,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是律师自己所进行的法律援助,必须要考虑到道德的因素。

  因此,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当时也是从媒体报道看到的情况,必须要考虑到邓玉娇本身,因为在那种场所里面我需要判断她从我内心是不是认为她是一个小姐,小姐和服务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从当地的媒体报道中问了一个情况,她是不是当地人?后来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她不仅是巴东县的,而且是野三关镇的,我就认定她不是一个小姐,于是事务所就决定对她进行法律援助,这是我简单说一下题外话。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探讨“互联网舆情下的深度报道立场及伦理”,到场的嘉宾主要是媒体界的朋友,作为邓玉娇案件,我作为媒体的外行人在这里来谈一谈我对媒体民意以及司法关系的理解,确实有点班门弄斧了。这个话题是一个很悠久的话题,在新闻史、司法史上都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我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讨论。

  对于赶赴巴东的新闻媒体我们表示感谢,如果没有新闻媒体在场的现场监督,也许我们两位律师的许多工作根本没有办法按照法律程序去进行,包括申请会见,包括去公安局提交控告书,那是强闯公安局,大多数媒体都坚持了客观中立的新闻立场,表现了记者应有的职业素养,我在此代表华一律师事务所向诸位致敬,借这个机会也向当时被我们拒绝采访的多家媒体表示一下我们诚挚的歉意。

  在这个事件当中,虽然我是一个律师,好像已经变成了新闻当事人,也要对这个事件的报道提出我自己几方面的建言,我分三个部分谈一谈我的心里话。这对媒体界可能有一些批评的成份在里面,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我的用意只是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第一,中国媒体作平衡报道的失实。恕我直言,这种写作方式并不适宜去还原一个法律案件,尤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法律事件,中国记者的这种写作方式多半学的是《纽约时报》,但说句不好听的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字数的平衡。一篇一万字的报道,两边的说法构不成制,《纽约时报》的这种写作方式是放在政治事件的报道上,平衡公众政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但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笔法来描写一个法律事件,请注意政治事件和法律事件是不一样的。

  我理解的什么是平衡报道,我愿意引用《纽约时报》前记者的评述,往往在报道的时候,真相是报道追寻的结果,而不是已知的前提。因此如何不偏不倚,无法按照真相为中心坐标来延左伸右,而且在实践中按照对于立场以左右两端平衡进行报道,如果记者对这个题目所涉方面很熟悉,那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很多层面上实现左右的平衡。但是如果记者对这个领域不是很了解,就会出现所谓的平衡偏见,整个文章为平衡而平衡,很不深入,甚至很不准确。

  具体在这个案件当中,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在我们法律人眼中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一个自然人发动的一场法律战争,这个时候一个自然人非常弱小,他所依靠的只能是他的律师,只能说他自己的自由已经被限制,只能靠律师为他的利益打拼。在面临这样一个强大公权力机关的时候,如果这样一个平衡报道或者零度报道的方式,仅仅是追求这样一个平衡,我觉得是有失偏颇的,特别是中国的国情之下。

  第二,对媒体过分追求眼球效应的批评。商业媒体有自己的市场考虑,这我们很理解。但是媒体应该遵守的新闻伦理,或者我所理解的新闻伦理是,它不能依据自己的主观倾向来拣选一些事实,人心特别复杂,总会有心理状态的起伏,遭受一些不幸,有些记者没有见过邓玉娇,就把这些东西挑选出来融合到文学笔法、心理学笔法写出一篇知音体的文字,读者拿到报道一看,这显然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白描,包括我在会见之初也受到很大这样的影响。

  再比如说,21号我和夏楠律师从看守所出来,之前在看守所下午的会见主要是讲的是她在精神病院所受到的折磨和虐待,心里面本身就是有些起伏的,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要停她的药,结果一出来发现她的母亲张树梅不在,中午的时候她答应我的,律师会见家属是最重大的事件,往往我们会见刑事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家属甚至是亲戚朋友都是在看守所门前等候,在这个时候她母亲都不知道女儿发生了什么。女儿临走的时候说那些人是畜生,他们欺负我,但是她的母亲并不理解她说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们从看守所出来发现她母亲不在,从法律人的角度来说,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理判断,马上就预感到邓玉娇我们刚刚会见过,她所给我们做的口供她的冤屈可能永远都洗不清了,因为在法律上这叫孤证,在法庭上辩护口供,人证需要物证的支撑,如果仅仅是口供就变成言词的孤证,再加上证据方面铁口咬定强奸不存在,会导致黄德智归案以后不承认,这就是一对一的孤证,因此物证对律师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心里面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心理波动,就有些失态。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网友在看守所外面等,他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到我情绪不对,就上来给了我一个熊抱,一把抱住我,安慰我,结果媒体的报道就报道成两名律师从看守所出来抱头痛哭。他们应该知道谁是律师谁是网友,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刚才我说追求的新闻眼球效应的表现,也或许是一种善意的夸张,但对我们两个律师来说,对我们的形象确实损伤很大。

  第三,对司法程序如果想要做深度报道,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司法程序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要对司法程序进行采访或者深入的挖掘,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够抱出来的。一个法律记者需要有法律背景,甚至需要在法学院里面有多年的修炼,他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挖,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果记者缺乏看门道的能力,受众显然只能看到热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上海赶来一个周刊的女记者,21日赶到巴东,我们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经历这么多的波折,找县委书记被人拒绝,最后还是去找公安局报案,又到检察院申请监督。这个时候女记者见到我问我的情况是,她说希望给她五分钟时间,她给我提几个简单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是大老远跑过来,媒体的朋友跟我们都是自由职业者,我就答应她提五个问题。结果她开口问我的第一个问题说是“你们今天去看守所干什么?”我一想她连基本的问题还要问我的话,实在是她的准备不够,她在其他的领域非常优秀,但对于这一类的案件她本人以及派她过来的媒体有所欠缺。

  对比一下《纽约时报》,我们回到北京以后,驻北京的社长来采访我,因为纽约时报在北京的记者当中只有他有法律背景,而且他在中国待了多年,熟悉中国的法律,所以即使他是社长,也需要他亲自采访写稿。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也深有体会,比如说他问到的问题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探讨到为什么地方政府是怎么样一个心理趋向?为什么愿意把刑事案件一步步演变为政治事件的?在我们的技术领域把这叫做法律案件政治化,反过头来,我跟他提到这是一个法制程序不健全的国家里面往往会出现这个情况。我的理解是地方政府倾向于用政治大帽子掩盖他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失误甚至犯罪。

  反过头来看,美国的司法体制、法律程序建立了200多年,我们在谈话过程中聊到了评价美国的法制、美国的民主秩序、美国的宪政秩序的时候有一个经典描述,说在美国任何一个政治事件都会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庭上得到解决。我们谈到2000年的时候布什和戈尔两个人的选票相差无几,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事件,仍然化成一个法律问题得到解决。良好的法律秩序下应该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地方政府往往把法律问题政治化,从而掩盖自己的过失甚至犯罪。

  我想随着媒体市场化的深入,记者应该向专业化转型,在北京《财经》杂志每年都有针对记者的专业培训项目,导致他们的专业程度在业内有口皆碑,希望成为媒体尤其是深度媒体的发展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媒体以(与)律师在职业立场上有一个重大的差异,我注意到凯迪网主编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记者与律师和网民不一样,中立是基本的职业要求。记者的要求是中立,而律师的职业要求是不中立的,中立是对法官的职业要求,律师的职业行业是不中立,律师这个行业说好听点是忠实于受托义务,说难听者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内为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的做努力,预设的立场是法律是人类社会正义的规避,这一点我认为是律师与记者在立场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具体在这个案件当中,邓玉娇的利益和公众的期待出现了很大的冲突,但从律师的立场来说,我要使我们的当事人邓玉娇、委托人张树梅,要保证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这中间可能和公众期待有冲突的地方,但我并不是公众的代言人,不是受公众的委托为她做法律援助。律师和媒体在职业诉求上,我认为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在司法心理学上冲突双方在进行陈述时,每一方都会下意识的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作对自己有利的陈述,对律师来说我们的工作不是采集挖掘全部真相,而是判断哪些事实对我的当事人有利。后来又评论称,5月21日的事态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律师和媒体将邓玉娇在会见时所讲述的内容当成了既定事实,言外之意,这位记者认为我们是被当事人忽悠了,这是分不清律师与媒体职业道德的差异。作为律师,当事人既然讲述了对自己有利于自己的内容,律师可以听取,但是在行动上首先要不遗余力的去证实这个内容。

  具体在这个案件当中,我形成内心确信,当我在5月25日以孤证提控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形成了律师觉醒,因为当天晚上发生的证据离奇的被毁灭,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才确信邓玉娇跟我们的讲述是完全真实的。因此我就冒着很大的职业风险,在这个情况下指控黄德智强奸未遂,但至今没有下文。

  我再简单说说网络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前面记者讲了巴东新闻方面的情况,我也愿意从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杨立勇为什么会挨骂?因为他胡乱的公开信息,作为一个侦查机关,侦查是保密的,应该公开的是程序,案子办到什么程度了?什么时候送交检察院提交逮捕,这些应该公开,而恰恰公开的是实体问题,反复的讲案情,前面三次讲实体问题,应该公开的是程序而恰恰不公开。首先就进入了法庭辩论阶段,导致我不得不在会见之后再适当的披露一些案情,而恰恰我所披露的案情是不受保密法所限制的,保密法所限制的是侦查机关进行的侦查活动,而律师获得的信息是从当事人或者是根据我的判断搜集的其他旁证综合产生所披露的信息,这不是保密法所涉及的。因此,在这方面巴东政府之后对我们两个律师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到现在都拿不出什么规定来,所以导致他们后来为什么采取一些下三烂的手段,这里我就不再细说了。

  当时杨立勇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和我们会见以前他表达了这样一段话:基本确认前期争执过程中邓玉娇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过程,这就是我在控告书里面指出的在水疗房中发生的细节。但是在警方发布的通告中把这一段事件完全隐去,但最后给公众造成的印象是邓玉娇被打了几下,被骂了几句,最后报复杀人,跟公众的常识不符,所以造成舆论反弹。

  因此,在警方擅自披露案情的情况下,到后来已经不是警方披露,而是巴东县政府披露,这就是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这是刑事侦查的案件,和政府的行政部分风马牛不相及。当我被巴东政府发布信息解除委托合同的时候,警方对侦查程序有责任做出信息公布和解释。比如刚才我说的什么时候批捕、什么时候送精神病院,为什么要把她送精神病院,依据的是什么程序?偏偏这些问题警方一概回避,这些不清楚的地方当然会引起网民的质疑。因为网民最大的追求是最大程度应该是还原案子真相,还原真相要以程序正义作为大前提,具体在刑事案件当中,程序正义要求控辩双方的权利基本对等,每一项证据需要在法庭上经过充分的指证,否则就会引起质疑。网民可能关心实体结果,而法律人更注重的是审判程序是否正义,而据我们观察邓玉娇案中的舆论正好反过来,案件程序中的问题都是网民发起质疑,多数学者根据不知从哪里来的事实对案件的实体进行评论,很多刑事诉讼程序法的专家往往不说话,刑法学的专家在案件判决以后再来发表一些马后炮的评论,在最需要这些法律学家、刑法学家、刑事诉讼程序法学家,他们在巴东当局发生这么多程序问题的时候一句话不说,这个时候出来显然会引起网民的反弹,你这是在为巴东政府背书。

  通过南方周末的报道我们知道,我们认为仅仅根据一方提供的案件材料为案件定性,我们认为仅仅根据一方提供的案件材料为案件定性,以学者的公信力为一个不合法的程序背书,这是对法制尊严的伤害,我们应该认识到法学家的言论和网民的言论其影响力是不同的,作为学者应该保持严谨求实的态度。而在邓玉娇案件中,网民提出一个口号“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邓玉娇成为一个符号凸显的是民众对司法的极端不信任,再进一步说是对自身的不安全感,因为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下、共同的制度背景下没有人是一个孤岛可以独善其身。

  我们离开巴东的时候,恩施的一个记者给我发了几个字,这是我在本次事件当中最感动的时候,“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感谢”。

  我们还注意到邓玉娇案件中出现了一个新词汇“网络陪审团”。这个陪审团制度的含义是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审判邻居,也有可能受到邻居的审判,为了避免自己陷入不公正,首先要对别人公正,在这样的司法传统里面,没有对国家司法权的偶像崇拜,司法信任并不是信任法庭法官,而是信任自己的邻居,信任自己国家引以为傲的司法体系。

  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学者以汹涌的民意与文化做对比,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首先邓玉娇案件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再者网民的情绪无论如何激烈,毕竟始终在批判的范围内,没有上升到武器的批判,邓贵大的行为挑战了民众的道德底线,而某些学者为邓贵大的辩护挑战了民众的常识底线,这时候将社会舆论粗暴的解释为集体无意识,或者解释为多数人的言论暴政都是不适当的。在另一个层面人,人都有表达自由,尤其是针对公共权力的表达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舆论不应当影响司法,这个表述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正确的表述是司法不应当由舆论来影响,舆论对司法有没有影响?当然有,但是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环境下,影响司法的因素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小的可怜,司法被其他权力强奸的时候一生不吭,被老百姓的言论骚扰一下就大喊大叫,舆论影响了司法,影响了司法公正。一个政治问题可以升为法律问题在法庭上得以解决,而在我们这里法律问题往往变成政治问题,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把一个案件在法庭外面去解决,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根据《宪法》国家权力都来源于人民,这里面当然包括司法权。如果人民对司法机关表现的是普遍不信任,那么司法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的司法人员面对民意的时候,尽管专业技术上应该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态度上应该保持尊重和谦虚,因为没有一个人了解有资格声称他了解案件的全部事实,并且他代表正义,我们呼吁舆论尊重司法,也呼吁司法能够自重。

  在这里我向屠户先生说,如果说正义不通过司法系统,而要借助于普通公民才能够稍有推进,已经表达出了这个时代的尴尬。我的博客上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称我为人民律师,这同样也是一个很怪异的称呼,我们有人民警察、人民法官、人民检察官、人民政府,他们是由纳税人养起的,他们对得起人民这两个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律师,从事的是自由职业,自己养活自己,人民律师是我不可以承受之重,对于一个以法律为终身事业的人来说,每当一个无辜者被定罪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最近法律界流行一句口号“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作为一个律师经常感到深深的无奈,天不会塌下来,正义也往往实现不了,但我们对中国法制的前景仍然保持天真的乐观。套用一个名句:

  我仍然怀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所有人不论贫富、民族、信仰,都能够受到公正的司法裁判,到那一天,没有律师被称之为所谓的人民律师,也不必需要有一个侠客挺身而出,以身犯险,我们的公民也不需要聚集在网络上担忧着另一个公民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对待,那是真正的法治社会,是我们法律人、媒体人以及亿万公民的共同追求。前途漫漫,愿我们互相勉励扶持。

  谢谢各位。

  后记:这是夏霖律师2009年6月在西安一次媒体伦理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会议纪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2014-11-14 公民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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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篇写了已经六年的旧文,2014年11月夏霖被绑架的时候,我在公号上重发过一次,现在再发一次吧。时光流逝,公号已经不是那个公号,但号子里的人还是那个。

  今天是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的日子,但愿有好的新消息。

  201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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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时代的人们”按:

  这篇文章写了有整整四年了(2010年11月6日),四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比如雾霾越来越重。

  在朋友们一个个鱼贯而入那寒冷铁门的同时,我每天也都收到许多逗人发噱的段子,最近一个段子有点长,17000字,大意是说某雾霾国要搞法治了,即便像我这么没有幽默感的人,看了这个段子也是眼泪都笑出来,确实太特码德逗了。可惜夏霖不在,不然也让他乐一乐。

  2014年11月15日

  夏霖有个常用词,江湖。也许每个人不在江湖,就在江湖边上。

  翻了一下日记,初识夏霖是2007年2月7日:

  “2007年2月7日 星期三。今天上午11点出门到渝乡人家,见到夏霖律师和王和岩,和岩马上就走了,要去旁听二中院的庭审。我们吃饭到2:00,聊了很多,主要聊崔英杰的事情,他做得很好。”——夏霖是我们的共同朋友王和岩串的线。

  那天天气不很好,有点阴,但并不很冷,最高温6度,夏霖穿着他的招牌形象外套:黑色毛料大衣,里面是律师惯常打扮:西装领带,不过记不得具体颜色布料了。夏霖跟我差不多高,一米七多一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又是律师的典型形象,不过,似乎也跟我差不多,顶上头发掉得稀稀拉拉,只是比较均匀。戴眼镜,还是跟我类似——普通的无边灰色金属架,一点不新潮。他没比我帅,也没比我不帅——不过认识我们的人通常会认为他比我帅,我始终认为这是偏袒他的不公正评价,当然直到现在我都忍而不发以示大度。

  那天聊的主要是崔英杰案,他谈到自己的辩护策略,跟我猜测的几乎一模一样:以自己的职业工作尽可能地为崔英杰赢得最好的结果,首先要救命,其次是刑期短一点,在这个原则面前,其他一切都得让步。

  他看着我,两眼精光四射、甚至有点严厉:“这可是条人命,老子手里攥着条人命!”

  渐收了脸上的笑,淡淡地几乎自言自语:“我不能到处乱说,你们可以说,甚至要多说,老子不能说,不知道说了会怎样,不能说。”

  若有所思地喷着烟雾:“那些研讨会,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去,后来想想,忍着,不能去,谁知道我这一出场会什么效果!”

  确实,崔英杰事件沸沸扬扬于司法过程之际,任凭网上沸反盈天、法学界研讨会频仍,夏霖从未对外界说过什么话:拒绝参加研讨会、拒绝接受采访。就是在这样的强制沉默中,直到一审判决上诉期届满,夏霖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崔英杰活下来了!认识之前我就想,这家伙真沉得气!而这是对的,这是一个洞悉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以当事人命运为己任的高水准敬业律师才懂的道理:以默默的专业努力与外界的舆论支持相合若契,从而为赢得当时崔英杰所能得的最佳结果作出巨大贡献。

  其实,第一次见面,夏霖给我最主要的印象是固执,小我半岁左右的夏霖,有着我们这代人的一些共性:就如我们的眼镜,一样土,一样有些莫名其妙的固执,仅仅因为这些固执让我们白天生活得快乐些,晚上睡得安稳些。

  后来就有更多案例来证明他的固执,比如去年邓玉娇案,夏霖和他的团队赴巴东鏖战,曾经关心此案的人们对夏霖团队的或支持或误会,随着更多的热点恶性事件而逐渐归于沉寂,其间的是非风云渐离人眼,但公正的人们不会忘记夏霖团队为此案最终还算不错的结局作出的贡献。

  也许我们固执的东西,骨子里没什么区别,但他终归跟我不一样:多年从事我无能从事的职业——刑事辩护律师。从他眼镜后面的眼神里可以看到这种职业特性:机警、敏锐、严肃,有力量感。然而,未被阅历浸泡成世故的沧桑,配以他眼神里顽固而桀骜不驯的天然正气——这才构成夏霖刑辩律师最重要的气质。

  夏霖动辄说江湖上如何如何。既然是江湖,总要喝酒的,不过那次谈话我俩喝得不多,后来才知道他很能喝酒,而且嘴刁得要死,茅台茅台再茅台,就是他喝酒的最大嗜好。他一直都很大方地请朋友们吃饭,似乎只有他有义务请朋友吃饭,别人都不该买单。

  2007年初的相识见面之后,后来见的就多了,比如我和他各自吆喝的一群人餐聚。酒桌上的他和职业西装革履里装着的这个人,其实挺合得来。一口云贵川普通话“喝一个咯!”站起来一饮而尽,酒杯见底,习惯性地照一下,对方没喝干,他毫不在意。豪气地喝酒并不妨碍他照顾别人的酒量而不强行劝酒,不然像我这种酒量差酒胆大的人八成会被灌得不是胡言乱语就是不省人事。

  夏霖愛笑,一笑起来,除了跟我一样露出被烟熏黄甚至牙缝都黑了的牙齿外,还有微仰着脸直视人的天真。一手夹着烟,一手搭在桌子上,兴致勃勃地说出典型云贵川不那么普通的普通话,弯着笑眼,滔滔不绝,语速不快不慢,略显激动的时候,就会发出似乎带点爆破性的语气:上声的“哦!”

  夏霖的笑声“嘿嘿嘿”的,不是掩口葫芦的假节制,也不是纵声大笑,而是一种心情舒畅几乎自娱自乐的笑。有时候他的笑是带点含蓄、善意揶揄的“坏笑”,表示他明白你隐秘而羞于直言的念头。开起玩笑来,甚至常会略微俯下身去,笑弯了眼,歪着脑袋,然后直起脖子看着你,仿佛说:“老子信你才傻呢!”却又似乎因为识破对方而表示歉意。

  夏霖重情,不嫌麻烦。今年一次餐聚,于我两口子有特殊意义,但招呼人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大家餐聚的由头,极希望他夫妇能来,但他在出差,无奈只能直言相告,以图可能——其实我只是希望他来,事情没办完总得先办事。不想他在电话里毫不犹豫,只说:“好,我来。”他特地飞回来,从机场直接来参加聚会,路上还置办重礼(说好不收任何重礼,屡经反复才送回),第二天回去办事。

  我说过,夏霖跟我一样土,其实许多时候比我还土,周围的朋友们就经常笑话他的“土”,比如,邓玉娇事件那会儿,他还不会打字——一个总是秘书伺候着的律师常常就会这么土,当他能用“二指禅”在电脑上敲出几个字的时候,就一脸舍我其谁地得意起来:“我现在不土了吧?!”边上每个人都会立刻戳穿并奚落他:“哼,这么点破玩意儿就吹牛!”他立马蔫儿了。

  有一回,我们几个人走在路上,他突然跟我说:“你知道林志玲吗?郭玉闪不知道,比我还老土。”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眼睛,在笑容和眼镜的掩护下闪烁着满脸的得意。“我当然知道,你知道周迅吗?”他一脸焦急地迅速翻动记忆,可惜最终还是一脸焦虑加茫然,这几天的时尚速成功课显然都打了水漂。

  夏霖做冤大头是出了名的,我们这帮不厚道的朋友,一边吃着他请客的美味佳肴,一边控诉他的种种“暴行”,尤其是他身边打理案头工作的女律师们,喜形于色地声讨遭他性别歧视,他乐滋滋、恬不知“牙齿”地在那里“虚心”听着,等我像法官一样为他的女助手们讨回公道,他才嫉妒地哼哼:“你就是会讨好小姑娘!”接着就又虚心求教的笑脸:“以后要向萧瀚兄学几招,多讨好讨好小姑娘。”平心而论,夏霖就是嘴臭,常说些除了得罪别无用途的性别歧视言论,生活或工作中其实挺照顾女性,无论对他太太林茹,还是其他女性,都是一副大哥罩着的样子。有回在我家,我这么说他,当即遭到余晖兄笑吟吟地替他打抱不平:“夏霖哪里嘴臭了,我看夏霖挺好的嘛不是,你们都欺负他。”余晖兄一定是碍于情面没说我嘴臭,我老说夏霖嘴臭,夏霖又没说过我嘴臭,真正嘴臭的当然该是我。

  不过,有时“天然气”也会变成“天燃气”。据说夏霖也会乱发脾气——足以证明他嘴臭之说并非无稽。最初亲见,一番义正词严地批评之后,我心中窃喜,几乎狂喜(自省一下,闻人过则喜,小人也,这回先喜了,以后改正),哈,真是上天有眼,居然真派来一兄弟给我作伴,原来世上还真有跟我一样脾气暴躁的家伙。一直以为我认识的人里,除我之外不可能还有脾气不好的人,没想到,还真有,不但有,脾气之差还能跟我PK。就像我曾经多次在众人面前发作,事后羞愧懊恼不已,夏霖那次发脾气的样子(为保护他形象,就不描述了,再说他是律师,怕他给我吃官司),虽然比我好多了,也是半斤八两,他好一点,就算他八两吧。

  我并没资格来讲述夏霖经历的这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案例故事(尤其是谭作人案),因为有许多事,有许多情,只有他和他的团队明白,有些甚至只有他一个人清楚,而他未必想现在就说出来,甚或一辈子不想说也未可知,现实的残酷把他打磨得敬业、智慧,沧桑却不失童真天趣。

  夏霖这酒徒,我站在江湖边上看他远远走来,低沉的湖面风冷,氤氲雾气里,看他拨开名利的浮云,劈手拉住坠向地狱的崔英杰,看他拦腰扛起邓玉娇,看他紧攥谭作人远去的手,看他笑嘻嘻地给黑暗无声的冬天打出一个有光有热的响指。

  张思之老爷子自嘲说是个“吊儿郎当”的人,夏霖其实也是,骨子里我们都是。我看他,就像看另一个自己——一直向往却没能实现的自己。他帮我把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从地狱的深渊里营救出来,在他涨红着脸憋着劲拉人的时候,我帮他喊话;他能让这个世界减少一点恶,增加一点善,我却只能通知人们:

  看哪,江湖边走来个“吊儿郎当”的人。

  2010年11月6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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